现在还有人认为，女孩子不能做编程？（现在还有人认为,女孩子不能做编程吗）
刚满 18 周岁的余铁琳初三之前都生活在浙江温州一个小镇。编程像是她的阀门 ，阀门一开 ，她做了一件件在这个年龄难以想象的事情 ，关于教育、公益 。她说起她的“野心”，一是在发达地区致力于改变女性在科技领域的不平等；二是在相对教育资源欠缺地区如新疆西藏，不分性别地帮扶。
最初想法已经照进现实 ，她成立公益组织 “Coding Girls” ，在深圳、上海办编程夏令营教女孩子们写代码，学员年龄从 12 岁到 42 岁不等。她还和志愿者们去了新疆巴楚，教中学生们在电脑上打下面向世界的第一句 “Hello World”。
几年间，她聚拢一批批志愿者和团队成员，帮学生们入门编程。余铁琳做到这些事时 ，还没入读大学 。
2019 年 7 月，上海静安寺附近的联合办公室里，16 个女生围着长木桌而坐，在 Python 的交互式界面 IDLE 上输入指令， 等待笔记本电脑弹出它的反应。她们或许都和余铁琳高一初接触 Python 时一样，为能和计算机对话而感到惊叹 ，“几行代码就能实现某种功能。Print ‘Hello World’, 这样就能控制计算机输出一行字。”
16 个学员来这里参与一个为期五天的教学夏令营，她们中最小的读小学四年级，最大的 30 多岁 ，多数是初高中生 。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她们在这学计算机语言的基础语法、分组做 Python 小游戏，最后一天还尝试了下 java 。这是余铁琳发起的 Coding Girls 首次活动。在这之后，她又接连在新疆 、深圳组织过类似的编程夏令营教学。
成为 Python 教学者，Coding Girls 项目发起者，这时离余铁琳首次学 Python 不过不到一年时间。2018 年秋季，她来到上海一所国际高中就读。学校有计算机课程可供选择 。“之前完全没接触过编程” ，她出于好奇选修了此门课。课程很有趣 ，但另外的观察让她印象深刻——这个课上只有一个女生。课后，她去问了身边一些数学成绩不错的女同学，为什么不选计算机课。她们的回答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对电脑不太熟悉，对看似艰深的编程学习有天然抗拒感，二则是有人尝试过，但觉得自己比较难理解编程逻辑便放弃探索 。
还有一次 ，她参加编程界的黑客松（Hackathon，又称“编程马拉松”）比赛 。这个比赛概念源自美国，码农们自由组队 ，在特定时间内，不受限制地合作编写程序和应用。余铁琳记得 ，在上海参加的那场，200 多个不同年龄段的参赛选手 ，女生“十个不到”，屈指可数。
余铁琳有一点诧异，“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认为编程这种事 ，不是女孩子做的 ？”她发觉原来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和传统观念仍旧存在着，但她认为 ，男女之间差异必然存在却并非绝对，“性别上的标签需要被打破”。
事实上 ，世界上的第一个程序员阿达·洛芙莱斯（Ada Lovelace）就是一位女性。19 世纪 40 年代，她给计算机设立程序，建立了循环和子程序概念 。计算机领域有性别怪圈 。1995 年时 ，有 37% 的计算机科学家是女性 ，到现在 ，只有 24%。美国一项研究显示，计算机科学学院里的女性数量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一路持续下降 。
这背后的原因有二，80 年代，个人电脑兴起后，商业广告逐渐建立起的“电脑是男孩玩具，娃娃是女孩玩具”的社会刻板印象 ；也有心理作用 ，女性在接触理科学科时 ，似乎相对男性更不自信。
余铁琳记得，上课时 ，男生和女生可能碰到一样的问题，但他们有什么逻辑不理解 ，不会直接放弃 ，会死磕。男性也似乎总是被鼓励要主动 、勇敢一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引述惠普的一份内部报告指出除刻板印象外，自我设限也是阻碍女性在科技领域发展的原因之一 。这份报告发现，男女自信程度有惊人差距，多数女性只有在自身条件 100% 符合岗位需求时才会申请某份工作，而对多数男性来说，只要符合 60%，就会申请。而自我设限和社会的性别偏见紧密相连。
没有停留在纯粹的观察上，余铁琳向前一步 ，她开始上网搜索科技领域性别不平等的内容——她有很强自学能力，学校里计算机课主要教授理论知识 ，编程教得很浅，入门后她是在网上找国内外线上教程自学。她上网搜到国际非营利组织 Girls Who Code，该组织官网介绍称目前在全球有 8500 个编程俱乐部、夏令营课程等项目，致力于改变人们对“程序猿”的天然画像 ，在科技领域促进性别平等，帮助更多女性任职科技行业的工作。
余铁琳直接发了邮件给 Girls Who Code ，问能否在中国开设一个分部。“规模不够 ，”余铁琳遭到拒绝 ，“可能他们有自己的模式，必须要求你成一定规模才行。那既然不行 ，我就想 ，为什么不干脆办一个属于自己 Girls Who Code 呢？”
Girls Who Code 拒绝了余铁琳，但对方在给她的邮件里附上了一个工具包。工具包中有举办类似活动的指南 ，包括了活动宣传指导 ，邮件模版等等。虽然是一次失败的合作请求，但余铁琳说 ，工具包里很多内容 ，给她之后办活动都带来帮助。
思考再三，余铁琳认为办编程夏令营是个不错的方式。取名没太多纠结 ，就叫 Coding Girls 吧 。
Coding Girls 的图片大部分由
团队的另一个女孩张紫怡制作
几乎是凭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莽，在朋友给余铁琳推荐了一家编程教育机构之后，她很快和机构 CEO 线上交流 ， 并拿着一份项目计划书出现在了他的办公室里。
余铁琳最开始不知道那叫项目计划书 。只是在饭桌上和爸妈提到她想做的事情 。爸妈让她“把计划写下来” ，最基本的时间、地点、上课内容，她就做了一个简单的 pdf。
见面之前她上网做了一些基础调研，搜索中国有没有类似组织 。她发现几乎没有，有接近的，但做一两期就没再坚持下去 ，且也是以宣传理念为主，并非落地做实际教学 。这是她打算说服对方的一个切入点。虽然提前做了些准备 ，真到去编程教育机构谈合作的时候 ，余铁琳蛮紧张，之前没经历过，但“见完发现比想象中简单一些 。”
该编程教育机构此前有过不少和学生组织合作的经验。他们可以提供编程教师 、教材，帮忙介绍场地，对余铁琳的主要要求是招募学员。
余铁琳的办法是找微信公众号推文 。那时建一个自己的公众号也没阅读量，她于是找了国际学校同学平日常读的一些公众号如，Panopath 过来人，ShareSTEM，TechoMedia 拓科，询问能否帮这场公益性质的活动做宣传推广。没有人拒绝她。于是做完外联工作后，她又开始自己写起宣传文案。相当于一人承担了外联、宣传 、教学工作。幸运的是，首次项目就招募到几位老师和志愿者，Coding Girls 的活动就在静安寺旁顺利进行了 。
而和那家编程教育机构的合作还有个意外的后续 。某次，编程教育机构发布广告，提到了苹果公司的 WWDC 开发者挑战赛。余铁琳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比赛：用苹果的 Swift 语言 ，按照个人想法做项目。她花了一点时间弄明白比赛内容，马上报名了。
这个意外成为余铁琳受到关注的关键 ，她也因此结交了一起做编程夏令营的“coding girls”。
她用两周时间准备素材 、编写代码，设计完成了一件“窗花“作品并获奖 。这个比赛全球 350 名学生获奖，中国大陆地区占 23 个，余铁琳是其中一位，去年 6 月 23 日，她还因此和世界各地的其他 13 位获奖者一同与苹果 CEO 库克远程互动 ，库克在微博中写道”欣喜地看到他们有远大的梦想 ，并着手改变世界。“
一个月后 ，余铁琳将改变的想法落实到了新疆。
余铁琳的新疆暑期支教项目取名为 “Hello World”。要抵达新疆的巴楚县，需要先飞到乌鲁木齐，再到喀什，再坐车。在这西北边陲县城的一所学校里，教室墙上挂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机房里面，一排排学生都带着口罩坐在台式机前 ，输入他们的 “Hello World” 指令。
1978 年，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 Brian Kernighan 在他的编程书《C程序设计语言》中首次使用 “Hello World”，此后每个编程语言几乎都用它作为第一个示例，有人形容其对码农的意义不亚于 1969 年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印下的第一个脚印。
2020 年夏天，共四位老师以 Coding Girls 团队的名义来到新疆这所初高中联合的中学支教，课件沿用了最初那家编程教育机构给的课件框架。这时 ，余铁琳的“学生组织”已经挂靠在新疆红石慈善基金会名下，有了基金会支持 ，和当地学校合作 、招募教学志愿者，都方便得多。这次支教活动，他们还制作了活动周边，包括志愿者衣服，给小朋友的礼物、结业证书等。
正式去新疆之前，余铁琳提前去那边做了一周考察 。她发现，当地并不缺乏教育资源，因为许多公司为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会有资助贫困地区的项目，给巴楚县的学校捐了很完备的设施。她说：“问题在于 ，机房有了，却没有足够且合适的老师去教学 。”
此外，巴楚县当地少数民族比例占了 98%，班上的维族学生母语不是普通话，上课多偏腼腆 ，没有汉族小朋友那么积极。注意到这个差异后 ，教学志愿者会特别照顾维族学生 ，频繁主动问他们学得如何。
五天夏令营结束后 ，这群支教老师并不是彻底消失了。他们持续这着一个线上一对一培训项目。
余铁琳说 ，每次夏令营，都会发现有三四个孩子 ，对编程真正感兴趣，同时也较有天赋。她希望对于这种孩子，能帮助他们在编程上有更多发展 。计算机领域，打比赛做题是最能直接练习学生技巧的一种形式 。他们教的三个学生参与了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通过了初赛。可惜复赛因为新疆疫情政策而无法参加。
到新疆办活动时 ，余铁琳已经不是个不知项目计划书为何物的高中生了，她学到了很多。这次活动前招募志愿者，第一次招募了外联志愿者，负责写项目计划书 、联系赞助商 。其中有些志愿者履历优秀，专业性极强。余铁琳感慨：”像有些是北大光华学姐 、海外商业毕业的学长学姐 ，他们几人合作写完了一份计划书，里面甚至会专门有‘商业可行性分析‘这些专业术语。”
Coding Girls 渐渐从余铁琳一个人的想法，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团队的项目。
在招募新疆线上教学志愿者时，余铁琳在面试过程中跟蒋曼洁相聊甚欢。蒋本硕专业都是生物学，但毕业后去做了前端工程师 ，在海外读硕士时参加的计算机课外活动打开了她的思路，和余铁琳一样，她随后也是上网自学编程 ，现在，她已是 Coding Girls 项目负责人之一，常驻深圳。
另外一个核心团队成员张紫怡学商务英语 ，现在负责 Coding Girls 的宣传推广。她和余铁琳共同参与了苹果的 WWDC 挑战赛，苹果官方给她俩还有B站up主何同学一起做了篇特写 ，里面提到，张紫怡在大学的三年时光中跑遍了 8 座城市的 Apple Store 零售店，体验了由 58 位 Creative（苹果对“私人培训师”岗位的称呼） 带来的 232 节免费课程。张紫怡自己也想做一名 Creative ，传递“人人都能编程”的理念。
三个 95 后核心团队成员的年龄刚好成排列组合地相差4岁，分别出生于 2003、1999、1995 年 。
蒋曼洁在深圳，余铁琳之前也在这读过一年书 ，于是三人组织了一场在深圳都 Coding Girls 夏令营活动。活动结束，有学员反馈自己未来想成为“程序媛”，更多的学员都说 ，活动不仅让她们学到了一些数据分析相关的知识，还特别开心能认识很多同样上进有趣的女孩子们 。
这可能就是社群的联结力量。余铁琳很喜欢 Girls Who Code 创始人 Reshma 的 TED 演讲 ，Reshma 说，“女性不应该被教导要完美，而应该教她们勇敢，而这可以和建立女性支持系统结合起来，让那些女孩们知道她们并不孤单 ，从而有冒险的勇气。”
余铁琳是个百分百的行动派。她不是会瞻前顾后太久的类型 ，她愿意立马尝试新事情 。她说，“用长辈的说法”，性格就是比较“莽”、比较“像男孩子”——尽管余铁琳说她并不喜欢这样用性别去定义一些特性，好像男孩子就对应勇敢，女孩子就应该温柔似的。
初三之前，她一直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小镇上生活 、成长 。小镇风景极好，三面环山，剩下一边则是海，余铁琳感叹她的家乡特别舒适 ，特别适宜养老 ，“但不适合我”。她从小就觉得自己想出去闯一闯 ，有满腔热血和激情，在太安逸的地方待不下去。
余铁琳妈妈是老师 ，爸爸做教育和慈善相关的创业，温州家里电视上整日播着国际新闻频道 。余铁琳从小受熏陶，长大后看这些国际新闻 ，她开始思考背后原因。
看到叙利亚战火中的小孩，余铁琳觉得，如果自己能做些什么帮助他们就好了。她从没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不可及的 。跟自我设限相反 ，她喜欢给自己找路——她又向前一步，搜索发现联合国有维和组织 。于是长大后去联合国被列为梦想之一 ，她也真的在思考怎么样才能实现。
了解到联合国总部在美国后，她倒推，那大学最好去美国那边读，如果大学去美国，那可能高中最好去国际学校过渡一下。初二时 ，她就觉得不能等到高中再说了，最好初三就先转学去国际学校适应 。
她主动向爸妈提出了就读国际学校的想法 。初三那年，余铁琳就一个人跑去深圳一所国际初中读初三。妈妈每隔两三周来看她一次。
她对深圳印象非常好 。“特别包容，整个环境创业创新气氛都特别浓厚。“后来在深圳办活动也开心。因为深圳有很多科技公司 ，都特别愿意支持这种与科技相关的公益活动，拉赞助变得容易 。而且往往是一旦联系到其中一个机构，就会一环接一环地帮介绍资源，现在 Coding Girls 在深圳已有很多合作方 。
不过读完初三，高中她还是回到长三角，考入上海一所国际高中就读，在这里 ，她第一次选了计算机课，开始了她的 Coding Girls 项目 。
因为爸爸也在新疆从事教育、慈善工作的原因，他引荐下，余铁琳的 Coding Girls 挂靠在新疆红石慈善基金会下面，正式成为一个公益组织。到现在，余铁琳想法有点变化了。她不再觉得要在中国建立一个 Girls who Code 的分部。她想做一个中国本土的公益组织。
余铁琳和她的伙伴们对 Coding Girls 的未来规划是，一方面在较发达城市做夏令营或冬令营培训，推动科技领域性别平等。二是在教育资源缺乏地区，余铁琳认为“这些地方甚至连教育资源都没解决，还没办法马上跳到谈性别平等这块 。“
采访第二天，她就要飞往美国 ，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开始她的大学生涯 。她选择在本科期间读完两个专业：计算机和公共政策。她希望用科技的力量作为工具，然后真正作出改变 。
